从古至今，对一件文物的年代断定就是个大难题，目前在鉴定专业中使用的方法有两个，一是传统“眼学”，二是仪器“机检”。您是相信仪器还是相信人？2017年11月18日，“量子文物艺术品鉴定仪”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古华通公司总部隆重举行，中科院、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的有关专家，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的代表以及首都30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出席了发布会。量子检测仪推出后，在业界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和极大争议。赞同者认为：仪器以量子技术无损遥感方式检测，精确的检测出器物制作的具体年代，解决了世界难题，是科技创新。而反对者则认为：把假东西测试为真品，是巫术闹剧。争论至今难有定论，只能让国家权威部门用科学的方法公正评断吧。
2、碳-14和热释光检测虽然有一定的准确性，但都有自身缺点目前比较认可的用于确定文物年代鉴定的仪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碳-14，另一种是热释光。因碳-14误差较大，在鉴定一两千年历史的文物，基本上都不用碳-14鉴定。另一项是热释光鉴定，误差在200年左右。两者共同缺点是必须取样，不能做无损检测。而许多小巧精致的瓷器无法取样，一些重要文物也不允许取样损伤。热释光对于考古现场和低温陶瓷方面，具有可靠性和准确性。对于未入土或多年传世的瓷器也有一定的准确性。牛津大学的一个附设机构最为权威，在国际著名拍卖行的法律纠纷中，热释光鉴定报告也被法律机构采信。3、热释光检测的致命缺陷，是对出土的高温瓷器检测误差严重热释光对于高温瓷器尤其是出土高温瓷器方面误差极大，因此不能采用此方法检测。原因如下：一是热释光测试的αβγ射线的剂量是以地面上的传世品为标准计量的，其中穿透力最强的γ射线对地表的穿透力是30公分，这些对地面上的传世瓷器是适用的，但是对深埋地下的出土器物是无效的。所以，产生50年以内的错误结论带有必然性二是热释光无法掌握和利用各地地质元素严重不同的事实，对不明出土地点环境情况的瓷器，在国际上都采取所谓平均值的方式，强行计量，这和直接掌握出土环境条件下的测量计算大相径庭，经常会产生严重误差，得出错误结论。三是热释光检测无法考虑到瓷器烧制成以后有第二次受热的可能性，因此，凡经高温蒸煮清洗或有其它受热方式的瓷器，热释光测试都不准确。而瓷器出土后经高温煮洗清洁，在民间是常有的事。据介绍英国伦敦牛津检测鉴定中心，也曾实行过热释光革命，对数百年以来馆藏品进行大规模热释光测试。这项活动在测试中因为馆藏瓷器中的30%，都被热释光测定为50年内的新瓷器而搁置。对于这些百年老馆，这样大规模的现象发生，究竟是瓷器的问题还是热释光仪器的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近年来许多收藏者都反映，他们拿准确出土的瓷器去做热释光测年代，结论却是不到50年。几乎个人拿去的所有出土瓷器都是这种结论，原因就是如此。在此提醒大家，对过去那些被热释光判定仿品的瓷器极大可能是误判。所以牛津及国际上的大型检测机构不广泛推行热释光鉴定。对热释光测年代法本身要进行更深入研究改进，尽快解决把老器错测成新器的问题。4、鉴定真假，主要还是依据传统“眼学”，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台公认的能准确断代的仪器从古至今，古瓷器以及其它众多文物的鉴定，主要是依据传统“眼学”，即社会阅历及鉴定经验的积累，但是这种经验式的鉴定方式，因鉴定人水平高低不同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寻找一位高水平的鉴定人十分重要。国外文物鉴定也是主要采信专家的个人口碑，机构出具的证书仅仅做参考。比如原苏富比亚洲区主席、瓷器鉴定专家朱廉·汤普森（Julian Thompson），很多大买家就听他一句话，以他说的为准。2011年初老先生就去世了。
中国明清瓷器鉴定专家 朱廉·汤普森
行家一般指在市场上经过多年实践的资深收藏家和经营者。 文博界老一代的鉴定专家多出自民国时期，是在市场中锻炼出来的，解放后才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专家所鉴定的。而非当今的理论型专家。以瓷器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聘请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先生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先生，而师徒俩个皆是从琉璃厂古玩店出来的，实践经验极其丰富。
中国陶瓷界泰斗 耿宝昌先生
建国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因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而国家文物局的鉴定培训班，‘文革’前举办过一期，‘文革’开始时夭折了，人才培养出现断层。“文革”后才又开始办文物鉴定学习班，请老一辈专家到学习班讲课，从那时开始，鉴定技术和知识才由老一代传下来。1992年后国内有了拍卖市场，鉴定人员开始在市场上学习，亲身参与买卖，跌爬滚打，练出来一些社会上的实战型鉴定专家，虽然没有出现像民国时期那种权威人物，还是有很多中青年人的鉴定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惟一的政府鉴定机构是1983年成立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由于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委员越来越多。文物鉴定委员几乎变成了一种社会荣誉，而不再是纯粹的专家身份。客观讲，在文博系统真正懂鉴定的只是少数人，他们还不会轻易露面，更不会到处站台走穴。而绝大多数文博系统人员，是以理论研究为主，并没有实际鉴定真假的能力。所以，才会出现1994年夏在北京古玩市场上，被北京三大博物馆列为抢救性收购的假“北魏陶俑”事件。北京文博界专家们为何会对“北魏陶俑”出现集体性鉴定失误？ 一是北京文博界专家们因受地域因素影响，只精通对元、明、清瓷器的研究，而对出土河南的高古陶瓷严重了解不足。 二是长期着重理论研究，很少走出办公室到各地市场考察，不知道各地仿古业生产状况，更没有见过各地高仿品实物，没有实践经验，只单纯采用理论性鉴定方法，所以导致鉴定错误。此事件成了中国文物保护悲剧之始，仅仅一个“北魏陶俑”事件，就把国家建立的对民间文物保护性收购措施彻底摧毁。从此之后，国家文博系统不再从民间收购文物，对民间出土文物一律不碰、一律不管、一律不认。民间文物也很难再申请到保护基金。“北魏陶俑”事件不是笑料，而是整个中国收藏界的悲哀。此事件不但对文博界影响巨大，同时也极大伤害了北京和全国喜欢高古陶瓷收藏家的热情。造成北京文博专家和众多收藏家至今都对高古陶瓷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放眼北京，看遍全国，满目青花，大小藏家，沉醉明清，而不知唐宋。早己忘记“藏瓷无宋，难称大家”古之理念，难免令人遗憾和惋惜。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2011年“金缕玉衣”鉴定事件则更为令人费解，5位北京文博系统著名专家，到现场围着“金缕玉衣”玻璃展柜转了一圈，在没有开柜上手辨真假的情况下，就为其开出真品鉴定书并估价24亿元。此事件结果不但直接给银行造成7个亿的重大损失，而且还把刚刚启动的银行业艺术品金融化进程彻底暂停。银行业从此对艺术品抵押贷款业务关上了大门，此事件对国内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带来了致命打击。
2011年“汉代玉凳”鉴定事件则更为荒唐，几位专家违背“汉代都是席地而坐”最基本考古常识，不可思议的在鉴定书上签字认可，把一件现代仿制的清式玉椅，由北京一家拍卖公司按“汉代玉凳”拍出2.2亿元天价。
“汉代玉凳”鉴定事件演绎了一出艺术品市场闹剧，造成极坏影响，也严重损害了拍卖界的整体形象。
当今社会现状，一些在艺术品市场具有话语权的，即经常在电视台、报纸刊物上发表言论的少数“专家”，丧失职业道德，胡言乱语。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或个人的私利，误导民众，重复谎言，制造真理，自称万能，无所不懂，己成骗子“砖家”。民众因相信媒体播出的节目、迷信专家，而深受其害。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单霁翔先生曾公开坦言：鉴宝不是故宫专家的特长。首先，博物馆门类分得很细，某个领域的专家只能接触到他研究的领域，无法接触到其它任何领域；其次，博物馆专家只识自己馆藏的真品，不了解赝品仿品的具体情况，所以没有识别真假的能力。
学术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市场应用领域中的行家，研究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专家们的研究方向是考古发掘、历史、社会、人文等等。而市场应用领域的行家，是要研究古玩字画、文物真假以及它的市场价值，两者的研究目的不同。国家的考古学家，都是在田野上的古墓遗址处做文物考古研究的，出土的全是真品，无需断真假，只做理论研究即可；而行家都是在古玩地摊、古玩城市场，老窑址、走村串巷，做艺术品收藏研究的，见的假货多而真货少，必须重点对物品的真、假进行研究。两者因场景的不同，而有本质性的区别。近年来，随着艺术品市场的兴旺发展，仿制产业也得到快速提高。仿明清瓷器“景德镇”、仿古字画“天津片”、仿古玉器“蚌埠造”、仿青铜器“烟涧村”、仿唐三彩“南石山”、仿名油画“大芬村”，这些行家常去考察之地，又有多少文博专家会去这些地方看看仿品呢？在艺术品市场上，真正的行家不仅需要对一件器物的真假和年代进行研究，还需要对其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做到评判。行业内有一句老话，看懂一件艺术品的真假不难，但看懂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则需要十年以上在行业内摸爬滚打的实战经历。只因为行家不在体制内，没有职称职务，而且行事低调，才使得那些少数不良“专家”在社会上、媒体上绑架了话语权。他们有的打着故宫博物院退休专家的名义；有的戴着大学教授的名头和研究员的光环；有的打着行业协会的牌子到处招摇撞骗，歪曲历史事实，达到诈取金钱的目的，严重扰乱了艺术品市场的正常发展。
在艺术品市场上，行家在长期的买卖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水平最好的群体。但是行家一般不会轻易给人鉴定，更不会随意教带学生。这便给刚入门或者想找老师学习提高的爱好者，造成一定的困难。
说明：
此文章转自网络，其内容未经核实，
如有侵权，敬请来电告知，我们将及时删除。
联系电话：189 3925 8986
